第一百个电话
第一章
爷爷把房子分了的那天，没有一个人通知我。
我是从堂姐周敏的朋友圈看到的。她发了一张照片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爷爷家的客厅里，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，所有人都在笑。爷爷坐在正中间的藤椅上，面前放着一杯茶，茶水的热气已经没有了，大概拍了很久。配文是：“爷爷最疼我们了。”
我把照片放大，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过去。爷爷、大伯、大伯母、二伯、二伯母、姑姑、姑父、堂哥周峰、堂姐周敏、表弟林浩。周家的人几乎全在，除了我爸。我爸十年前就不在了。除了我妈。改嫁的人不算周家的人。除了我。
我叫周予安，二十四岁，在杭州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，租房住，月薪七千。爷爷有三套房子——一套自住，两套出租。三套都在绍兴老城区，地段不错，加起来值个三百多万。这些房子怎么分的，朋友圈的照片里看不清楚，但笑得最开心的是大伯。他把一份文件举在手里，对着镜头比了个大拇指，金戒指在闪光灯下亮了一下。
我看了那条朋友圈很久。久到手机屏幕自动变暗，又被我点开，又变暗。最后我把照片存了下来，把周敏的朋友圈设置成了“不看她的动态”。
然后我继续工作。电脑屏幕上是一张没做完的海报，甲方要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，我已经改了五版。我把第六版的配色方案调出来，一个一个色块地试着，鼠标在垫子上发出细小的嗒嗒声。
同组的方姐探过头来：“予安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”
“盯屏幕太久了。”我说。
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，煮了一碗面。面条是超市买的挂面，六块钱一大包。鸡蛋打进去的时候蛋黄散了，在沸水里化成一锅黄白色的泡沫。我端着碗坐在床边吃，床头柜上放着我和我爸的合照。照片里我七岁，骑在他脖子上，两只手揪着他的耳朵，他假装很疼的样子龇着牙。照片的边角已经发黄了，被我摸得起了毛边。
我爸叫周建国，是爷爷的第三个儿子。大伯叫周建业，二伯叫周建民，姑姑叫周小琴。周家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我爸是最小的儿子，也是最早走的那一个。肝癌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，从确诊到人走，四十七天。
那四十七天里，大伯来过一次，坐了十分钟，接了个电话走了。二伯打过一个电话，说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。姑姑来过两次，第二次带了一箱牛奶，看了一下保质期，说快过期了要赶紧喝。爷爷没有来。他托大伯带了一千块钱，说“给老三买点好吃的”。
那年我十四岁。
十年过去了。十四岁到二十四岁，我从初中读到高中，从高中考到杭州的大学，从大学毕业找到工作。这些年里，周家的家族聚会我很少参加。不是不想去，是没有人叫我。偶尔从堂姐的朋友圈里看到他们聚餐的照片，一大家子人围着圆桌，桌上的菜色很好，每个人都笑着。爷爷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永远放着一杯茶。
我不恨他们。恨是需要力气的，我把力气都用在了别的地方。
但那天晚上，我吃完那碗糊了蛋黄的面，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和我爸的合照并排。碗沿上沾着一片碎蛋壳，我把它拈下来，放在照片前面。我爸在照片里龇着牙笑着，像在对我说——没事，爸不要房子，爸只要你。
我关了灯。出租屋的窗外是一面墙，没有风景。月光从墙壁和窗户之间的缝隙里挤进来，细细的一道，落在被子上。
我闭上眼睛。
房子的事，算了。
第二章
算了。这两个字我练了十年。
十年前我爸走的时候，大伯说“老三的丧事我们兄弟凑一凑”，后来凑了八千块，剩下的两万二是妈妈出的。我妈那时候刚下岗，在超市当临时工，一个月九百块。她把结婚时外婆给的金镯子卖了，镯子融成了一小坨金子，换了四千二百块。剩下的钱是她跟厂里的老姐妹五十、一百借来的，还了两年。
丧事办完那天，我妈蹲在殡仪馆门口的水泥地上，把借钱的账本一页一页翻给我看。“这上面的每一笔，妈妈都会还。”她说。她的手指指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指腹上全是超市搬货磨出来的茧子。
那年她三十八岁。我爸走后的第二年，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县城一个修电器的男人，姓刘。刘叔人老实，话不多，对我妈不错。他们结婚那天，我妈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毛衣，头发去理发店吹过，涂了一点口红。她站在镜子前面照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来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
我说好看。
她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里有一半是哭。
我跟她搬进了刘叔家。刘叔的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他自己的儿子在外地打工，房间空着，刚好给我住。我妈把我的东西归置好，站在房间门口，手在门框上摸了一下。
“予安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我的家。我的家在十年前殡仪馆门口的水泥地上，在我妈翻账本的手指下面，在我爸骑着我脖子的那张照片里。那些地方回不去了。
房子的事，我从头到尾没想过争。不是因为我大度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在周家，我从来就不在分配的名单里。
大伯的儿子周峰结婚的时候，爷爷出了一套房子当婚房。那是绍兴城西那套两居室，八十多平，虽然老了一点，但地段好，离学校医院都近。二伯的女儿周敏出嫁，爷爷给了二十万陪嫁。姑姑的儿子林浩在杭州买房，爷爷拿了三十万首付。
这些事，没有人通知我。我是从不同的人的嘴里，像拼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出来的。大伯母在菜市场碰见我妈，说“峰峰的婚房爷爷给了，装修花了十几万呢，都是爷爷出的”。二伯母在家族群里发周敏的婚礼照片，特意拍了一张红包的特写，厚厚一沓，配文“爷爷的心意”。姑姑打电话给我妈，寒暄了几句，然后说“浩浩在杭州买房了，爷爷给了首付，你们予安在杭州租房子是吧？租房子也好的，灵活”。
我妈把这些话转述给我的时候，语气很平。她坐在刘叔家的沙发上，手里剥着毛豆，豆子一颗一颗掉进碗里，叮叮当当的。“你爷爷给峰峰房子、给敏敏陪嫁、给浩浩首付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别争。”她把豆壳扔进垃圾桶，抬起头看着我，“你爸不在了，你争不过。争了也是输，输了还受气。”
我说我知道。
我真的知道。我妈改嫁以后，周家的人提起她，称呼从“建国家的”变成了“那个改嫁的”。逢年过节没有人叫她，她的名字从周家的所有名单上消失了。连带着我，也变成了“建国家的那个孩子”。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是一个附属品，属于一个已经不在了的儿子，和一个已经被除名的女人。
可我不争，不代表我不记。
我记得十四岁那年，大伯来医院坐了十分钟。他穿着皮鞋，鞋底在医院的地板上咯吱咯吱地响。他坐在我爸病床旁边的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看了一眼我爸身上插的管子，然后把目光移开了。“老三，你好好养病，家里的事别操心。”他坐了十分钟，手机响了，他接起来，说“我在外面谈事”，然后站起来走了。他走的时候皮鞋的声音还是咯吱咯吱的，比来的时候快。
我记得二伯打来的那个电话。我爸接的，手背上扎着输液针，手在发抖。二伯在电话里说“我在外地，回不去，等回来去看你”。后来我爸走了，二伯也没回来。丧礼那天他出现了，穿了一件黑色夹克，胸口别了一朵白花，站在人群里和别人说话，声音很大。
我记得姑姑送来的那箱牛奶。我爸喝了一口，说“腥”。我看了看保质期，还有三天过期。姑姑坐在床边，说“哥你多吃点，多吃才能好”。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爸，在看手机。手机屏幕上是她儿子林浩的成绩单，她放大看，缩小看，反复看了很久。
这些事情很小。小到说出来别人会觉得你计较。但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，像沙子一样，一粒一粒地攒着，攒了十年，堆成了一座山。
我不争房子。但这座山，我搬不走。
第三章
分房的事过去三个月后，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。
是二伯打来的。
那天是周四下午，我正在公司改一张海报。手机在桌上震起来，屏幕上显示“二伯”。这个号码在我手机里存了十年，从来没有主动亮起过。我看着它亮了好几秒，接了。
“予安啊，我是二伯。”他的声音很大，像是怕我听不见，又像是在跟旁边的人说话，“你最近怎么样？工作顺利吧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还行就好，还行就好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那个，爷爷住院了你知道吧？”
我不知道。
“在绍兴市人民医院，心血管科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看看？”他的语速很快，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，“你是孙子辈的，该回来看看。别让人说闲话。”
我说知道了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我没有马上答应回去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没改完的海报，甲方的修改意见是“红色要喜庆但不能太艳”，我把色盘调出来，红色从正红调到酒红调到橘红，每一个红都不对。
第二个电话是姑姑打的。当天晚上。
“予安，爷爷住院了你知不知道？心血管的毛病，年纪大了没办法。”她的声音比我记忆中沙哑了一些，“你二伯跟你说了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浩浩都从杭州赶回来了，你也该回来。你是周家的孙子，别让人挑理。”
我说我看看时间。
第三个电话是大伯母。第二天早上七点，我还没起床。
“予安，你大伯让我问你，爷爷住院了你知道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峰峰和敏敏都到医院了，就你没来。”她的语速又快又脆，像炒豆子，“不是我说你，爷爷生病你不回来，外人看了像什么话。”
我从床上坐起来。窗帘没拉严，晨光照进来，落在被子上，落在我昨晚没吃完的泡面盒子上。泡面的油凝成了白色的固体，浮在汤面上。
“我请假看看。”我说。
接下来的一周，我的电话变成了热线。
堂哥周峰打了两个。堂姐周敏打了三个。表弟林浩打了一个。二伯母打了两个。姑姑又打了两个。甚至姑姑的丈夫——我该叫姑父的那个人，也打了一个。他的声音我几乎认不出来，因为我大概十年没有跟他说过话了。
每个人说的话都差不多。爷爷住院了，心血管的问题，年纪大了，你该回来看看。每个人都要加一句——“别人都回来了”。
我请了三天假，买了去绍兴的高铁票。
绍兴站下车的时候是下午两点。十一月的绍兴，天灰蒙蒙的，风从站台灌进来，带着凉意。我穿着一件灰色大衣，围着一条旧围巾——是我妈织的，织了好几年了，起了毛球。我站在出站口，看着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城市，觉得它既熟悉又陌生。
去医院之前，我先去了一趟我妈那儿。
刘叔开的门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，手里拿着螺丝刀，正在修一个电饭煲。看见我，他笑了一下，露出缺了一颗的牙。“予安回来了，你妈在厨房。”
我妈在炖汤。莲藕排骨，莲藕切得很大块，排骨炖得脱了骨，汤色乳白。她看见我进来，把锅铲放下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“去医院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
“去吧。”她把火关小，转过身来看着我，“去了别跟人吵。看看爷爷就回来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她伸手把我大衣的领子翻好，手指碰到我脖子，凉凉的，带着洗洁精的味道。
“你爸要是还在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不会让你受这个委屈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我抱了她一下，她的肩膀很瘦，隔着毛衣能摸到骨头。然后我出门，往医院走。
第四章
绍兴市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在住院部十一楼。
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周家的人。走廊里站了七八个，椅子上坐了四五个，靠着墙的、看手机的、交头接耳的。我走出电梯的那一刻，所有的交谈声都停了一瞬。十几双眼睛同时看过来，像一群正在分食的鸟被脚步声惊动，齐刷刷地抬起头。
“予安来了。”二伯母最先开口。她的声音又高又尖，在走廊里回荡了一下。
我走过去。大伯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没看。他看见我，把报纸合上，折了一道，又折了一道。“来了。”他说，不是问候，是确认。
“嗯。”
堂哥周峰靠在对面的墙上，手里转着车钥匙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，头发用发胶往后梳得锃亮，身上有古龙水的味道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那个弧度不像是笑。“就等你了。”
就等我了。好像我迟到了。好像有一个我不知道的集合时间，所有人都收到了通知，只有我没有。然后他们等，等我什么时候才知道，等我什么时候才来。我的到来，是他们拼图的最后一块。
“爷爷呢？”我问。
“里面。”周峰用下巴朝走廊尽头那间病房点了点，“刚睡着。别进去吵他。”
我没有理他，往病房走。经过护士站的时候，一个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。“你是家属？”
“孙女。”
“1107病房。病人刚睡着，轻一点。”
我走到1107门口。门虚掩着，里面光线很暗，窗帘拉了一半。爷爷躺在病床上，被子盖到胸口，手背上扎着输液针。他的脸比我记忆中瘦了很多，颧骨突出来，眼窝陷下去。嘴角往下撇着，睡梦中也像是在跟什么较劲。
我推门进去。门轴发出一声很轻的吱呀声。
爷爷没有醒。他的呼吸很重，带着痰音，每一下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拔上来。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、一盒抽纸、一个橘子。橘子皮已经干了，卷起来，大概放了好几天。
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椅面是硬的，坐久了硌得疼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爷爷的呼吸一下一下地把被子顶起来又落下去。他手上的皮肤薄得像纸，青色的血管凸出来，输液针扎进去的地方贴着一块胶布，胶布边角翘起来了。
我伸手把胶布按了按。手指碰到他的手背，凉的。
他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睛。
浑浊的、灰褐色的眼睛。瞳孔被一层薄翳蒙着，像冬天结了霜的玻璃。他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。
“予安？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木板。
“是我，爷爷。”
他的手在被子上动了一下，像是想抬起来，但输液管扯住了。他把手放下了。他的眼睛从我脸上移开，看着天花板，又移回来。反复了几次，像在确认什么。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他们都来了。”他说。
我不知道“他们”指谁，也没有问。他闭上眼睛，呼吸又变重了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但他又睁开眼，看着我。
“你爸……”他说了两个字，停了。
病房里很安静。走廊里周家人的说话声隐隐约约传进来，听不清内容，只有一团嗡嗡的声响，像远处的苍蝇。输液管里的药水滴下来，一滴，一滴，一滴。
“你爸走的时候，我没去。”他说。
我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。
“建业说他去就行。我就没去。”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痰里捞出来的，“后来你妈改嫁，我想去看你。建业说不用。他说你妈改嫁了，你就是刘家的人了。周家的人去看，不合适。”
窗外的天更灰了。窗帘被风吹起来一角，又落下去。
“峰峰结婚，我给了房子。敏敏出嫁，我给了钱。浩浩买房，我也给了。”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声音越来越轻，“建业说，老三不在了，老三那份就不用留了。”
走廊里周峰的笑声传进来。他在跟谁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说着“老爷子没事，就是老毛病”。
我坐在那张硬椅子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“爷爷，”我说，“我爸走的时候，您让大伯带了一千块钱。”
他的眼睛闭上了。眼皮剧烈地颤动着。
“那一千块钱，我妈没有花。她存着了。存了十年。”我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她说，那是您给爸爸的。爸爸不在了，就留着。留着是个念想。”
一滴眼泪从爷爷紧闭的眼角渗出来，顺着太阳穴滑下去，滴在枕头上，洇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圆点。
走廊里又响起一阵笑声。
我没有擦他的眼泪。我站起来，把椅子放回原位，走出病房。门在身后轻轻合上，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咔嗒。
走廊里，十几个人还在。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看手机，有的在吃水果。二伯母剥了一个橘子，橘皮扔在垃圾桶里，没扔准，掉在地上。没有人捡。
我穿过走廊，往电梯走。
“予安，你去哪儿？”二伯在后面喊。
我没有回头。
“爷爷还没好呢，你这就不管了？”是大伯母的声音。
我按了电梯。电梯从一楼往上走，数字一格一格跳着。
“老三家的孩子就是这样，养不熟的。”不知道是谁说的。
电梯门开了。我走进去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见周峰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过来，清清楚楚的——
“分房子的时候没来闹，现在装什么孝顺。”
电梯开始下降。数字从十一跳到十，跳到九，跳到八。我的眼泪在电梯里掉下来了。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。是因为爷爷眼角那滴泪。那滴泪等了十年，等到今天才掉下来。而我不知道，它掉下来以后，能改变什么。
第五章
我回到刘叔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我妈坐在客厅里等我。电视开着，声音调得很小，她没在看。她手里拿着那件织了好几年的毛衣——灰色的，织了一半，针脚有些歪，拆了织，织了拆，永远织不完。她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抬起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。
“见着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说了什么？”
我把在医院里的事跟她说了。爷爷说的话，那滴眼泪，走廊里那些人的声音。我说得很慢，像在复述一个别人的故事。我妈听着，手里的毛线针一下一下地动着，灰色毛线从她指缝间滑过去，织成歪歪扭扭的针脚。
我说完了。她把毛衣放在腿上，看着我。
“你爷爷给的那一千块钱，”她说，“还在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进卧室。过了一会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。盒子是旧的，上面印着牡丹花的图案，花瓣褪了色。她打开盖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。信封也是旧的，红色褪成了浅粉，边角磨毛了。
她把信封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。信封很轻，里面没有钱。我打开封口，往里看了看——空的。
“钱呢？”
“花了。”她说，坐回沙发上，“你上高中那年，学费差一千。我拿出来交了。”
她把信封从我手里拿回去，抚平了边角的褶皱，重新放回铁盒子里。
“你爷爷给的钱，花在你身上。算他还了。”她把铁盒子的盖子合上，牡丹花的花瓣对齐了，“予安，妈不欠周家的。你也不欠。”
窗外的风把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吹得晃来晃去。刘叔在隔壁房间修东西，螺丝刀拧螺丝的声音一下一下的，很慢，很稳。
“医院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妈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就不知道。”她把毛衣拿起来，继续织，“不知道也是答案。”
那天晚上我睡在刘叔家的客厅里。沙发拉开来是一张床，床垫很薄，弹簧硌得背疼。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落在那个牡丹花铁盒子上。铁盒子放在电视柜上，盖子盖得紧紧的。
我翻了个身，看着那个铁盒子。它在那里安安静静的，像一个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记得的人。
手机亮了。堂姐周敏发了一条微信。
“予安，你今天怎么走了？爷爷醒了到处找你。”
我没有回。
过了一会儿她又发了一条。“爷爷让我们给你打电话。十几个人都打了，你接一下吧。”
我把手机翻过去，屏幕朝下。沙发床的弹簧在我身下吱呀了一声，然后安静了。
第六章
我没有接那十几个电话。
不是赌气。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爷爷让十几个人给我打电话——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十年前他让大伯带一千块钱给我爸，十年后他让十几个人给我打电话。中间这十年，他从来没有亲自给我打过电话。一次都没有。
现在他躺在病床上，让所有人找我。为什么？
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是姑姑。
“予安，你今天来医院吗？爷爷早上问了你好几遍。”她的声音比我昨天听到的更哑，像是一夜没睡，“浩浩说昨天看见你在走廊里站了一下就走了，你怎么不进来？”
浩浩。表弟林浩。昨天走廊里那么多人，只有他看见我站了一下就走了。其他人大概只顾着说话。
“我今天过去。”我说。
到医院的时候，走廊里的人少了一些。大伯不在，周峰不在，二伯母也不在。只剩下姑姑坐在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杯豆浆，没喝。林浩靠在她旁边，两只手插在兜里，看见我来了，把一只手抽出来，冲我举了一下。
“姐。”
他比我小两岁，小时候跟在我后面跑过一阵。后来我爸走了，我妈改嫁，周家的孩子就不怎么跟我玩了。不是大人教的，是小孩子自己会看风向。风往哪边吹，他们就往哪边跑。林浩是唯一一个偶尔还会叫我“姐”的。
“爷爷醒着？”我问。
“醒着。等你呢。”姑姑把豆浆放在椅子上，站起来，“你进去吧。他说只想见你。”
只想见我。这几个字从姑姑嘴里说出来，她脸上有一种复杂的表情——不是嫉妒，不是不满，更像是一种“终于轮到她了”的释然。好像他们守了这么久，等的就是我进去。
我推开1107的门。
爷爷半靠在床上，背后垫了两个枕头。他今天的精神比昨天好一些，眼睛里的浑浊退了一点，能聚焦了。他看见我进来，手在被子上动了动。
“予安。”
我在床边坐下来。椅子还是昨天那把，硬的，硌人。床头柜上的橘子换了一个新的，橘子皮还没干，黄澄澄的。大概是谁早上刚放的。
“昨天……”他开口，声音还是沙哑的，但比昨天连贯了一些，“昨天的话没说完。”
我没接话。
“你爸走的时候，我让建业带一千块钱。”他把头转过来看着我，“我知道不够。我知道老三的丧事一千块钱不够。但我只拿得出那么多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我的钱，都在建业那里。”他的声音低下去，“退休金、房租、存款，都是他管。我说给老三办丧事要多拿点，他说一千够了。他说老三家的改嫁了，拿多了也是给别人。”
病房里安静极了。走廊里有人推着治疗车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咕噜咕噜地响过去。
“峰峰的婚房，是建业让我给的。敏敏的陪嫁，是建民开口要的。浩浩的首付，是小琴求的。”他一口气说下去，声音越来越哑，“每个人都来要。每个人都说自己应该得。只有你妈——你妈没有来要过一分钱。”
他停下来，喘了几口气。呼吸又带上了痰音。
“我以为她不缺。我以为她改嫁了，有别人养着你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把金镯子卖了。”他的眼眶红了，“那个镯子，是她和老三结婚的时候，我给她打的。三钱六分。她卖了。”
窗外的天光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，落在他放在被子上的手背上。手背上的老年斑比昨天看着更多了，褐色的，大大小小的，像秋天的落叶落在皮肤上。
“分房子的时候，建业把三套房子都分好了。老大一套，老二一套，小琴一套。”他的声音在发抖，“我说老三呢。建业说老三不在了，老三家的改嫁了，不算周家的人了。我说那予安呢。他没说话。”
走廊里响起脚步声，有人走过，又走远了。
“我没说话。”爷爷说。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轻得几乎被输液器的滴答声盖过去，“我没说话。因为我怕。我怕我说了，他们就不管我了。”
这三个字从八十二岁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像一块石头沉进水底。“我怕。”他活到这个年纪，有三套房子，有满堂儿孙，走廊里守着十几个人。但他怕。怕那些人不管他。
所以他不敢给我留一套房子。不敢在分家的时候提我的名字。不敢在老三走了以后去看老三的孩子。
“现在我不怕了。”他说。
他的眼睛看着我。浑浊的、灰褐色的、被一层薄翳蒙着的眼睛。但那层薄翳后面，有一点光在晃动。
“他们守在这里，不是守我。是守房子。”他把手从被子上抬起来，输液管跟着他的手悬在半空中，晃了晃，“你昨天走了以后，建业进来问我，第三套房子过户的日期要不要提前。”
我低下头。手放在膝盖上，指甲掐着掌心。
“予安。”他叫我。
我抬起头。
“你爸那份，爷爷给你留着。”他的眼泪又下来了，这一次没有从眼角滑，是直接从眼眶里涌出来的，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去，流进耳朵里，“爷爷给你留着。谁也拿不走。”
我伸手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很凉，骨头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皮肤，像冬天的树枝。他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蜷缩了一下，然后不动了，就那么被我握着。
走廊里，姑姑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进来：“让予安和爷爷待一会儿，都别进去。”
第七章
爷爷的情况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时好时坏。
好的时候他能靠着枕头坐起来，喝半碗粥，跟我说几句话。说的话零零碎碎的，有时候是我爸小时候的事，有时候是他自己的事。他说我爸是三兄弟里最像他的，倔，不爱说话，但心里什么都清楚。他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儿媳妇好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会过日子。他说后来我爸病了，他每次想去看，走到门口又回来了。不敢进去。不敢看。
坏的时候他昏睡着，呼吸重得像拉风箱，护士进来调了几次氧流量。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指着CT片子上一处阴影说，血管堵塞的面积比预计的大，年纪大了做不了支架，只能保守治疗。我问保守治疗是什么意思。医生说，就是维持。
我没有问能维持多久。医生也没有说。
大伯和二伯开始频繁地出入医生办公室。他们每次出来，脸色都不一样。有一次大伯在走廊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听见了。他说的是“过户”“手续”“时间”。
周峰来的次数少了。周敏干脆不来了，说单位忙。林浩倒是每天都来，也不进去，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打手机游戏。有一次他游戏打输了，骂了一句，抬头看见我，不好意思地把手机收起来了。
“姐，爷爷怎么样了？”
“今天喝了半碗粥。”
“哦。”他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我爸说，爷爷把房子的事改了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我不知道改成什么样。我爸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听见的。”他的脚在地上蹭了蹭，“我爸说，大伯气坏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林浩也没有再问。他重新掏出手机，但没有打开游戏，只是拿在手里转着。手机壳上印着一个卡通图案，是一个小人拉着另一个小人。那个图案转了又转，最后被他塞回了口袋。
爷爷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把我叫到床边的。
那天他精神很好。早上喝了一整碗粥，还吃了半个花卷。护士量了血压，说比昨天稳定。他靠在床上，让我把窗帘拉开。阳光照进来，落在病床上，落在他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上。他的手背上，输液针拔了，贴着一块新的胶布。
“予安，你帮爷爷办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去把我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打开。”
病房的床头柜有三个抽屉。最下面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。我蹲下去，拉开抽屉。里面放着一个旧的布包，灰蓝色的，布料洗得发白。我把它拿出来，放在床上。
“打开。”
布包里面是一沓文件。我拿出来，一页一页地翻。第一份是房产证，绍兴老城区那套自住房子的。第二份是一份公证书，上面写着爷爷的名字，和一段话——“本人自愿将名下房产赠与孙女周予安”。公证书的日期是十年前。我爸去世后的第三个月。
第三份是一封信。
信是手写的，写在那种老式的信纸上，红色的格线，纸张发脆，折痕处已经磨出了毛边。字迹是爷爷的，歪歪扭扭的，有的地方墨水洇开了。
“予安：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爷爷大概不在了。”
开头这一句，我的眼眶就热了。
“你爸走的时候，爷爷没去送。爷爷一辈子后悔这件事。你爸是三个儿子里最像我的，不爱说话，心里什么都有。他娶你妈的时候，我高兴。你妈是好女人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后来你爸病了，我不敢去看。我怕看见他躺在床上的样子。我是个懦夫。”
墨水在这里洇开了一小片，像一滴水滴在纸上。大概是眼泪。
“你妈改嫁，我没拦。她年轻，不该守一辈子。周家的人说她的闲话，我没替她说过一句话。我欠她的。也欠你的。”
“这套房子，爷爷留给你。公证书十年前就写好了。我没告诉任何人。建业不知道，建民不知道，小琴不知道。不是怕他们闹，是怕他们不闹。他们不闹了，爷爷就真的没人管了。”
“予安，爷爷不是好人。爷爷用这套房子，吊着他们照顾了我十年。现在爷爷要走了，房子给你。你不用照顾我，不用吊着。你是老三的孩子，本来就该得。”
信的最后一行，墨水换了颜色，大概是后来补的。字迹更歪了，笔画抖得厉害。
“予安，替爷爷跟你妈说一声，周家欠她的。还不了了。”
我把信纸放下。
病房里的阳光落在爷爷脸上。他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，嘴角微微往下撇着——那是他一辈子的表情，跟什么较着劲，到老了也没松开。
我把公证书和信叠好，放回布包里。布包的带子在我手里攥了很久。然后我站起来，弯下腰，在爷爷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他的额头很凉，皮肤像纸。
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声。但我看懂了。他说的是——收好。
第八章
爷爷是那天晚上走的。
没有抢救，没有慌乱。他睡着以后就没有再醒。护士巡房的时候发现的，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。她按了呼叫铃，值班医生跑进来，看了看瞳孔，看了看监护仪，在病历上写了时间。
晚上九点十七分。
周家的人陆续赶到。大伯第一个到，皮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咯吱咯吱地响过来。他站在病房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，没进去。二伯随后到，外套扣子扣错了，头发乱着。姑姑是哭着来的，哭声在走廊里回荡，林浩扶着她，一只手拍着她的背。周峰和周敏最后到，两个人都是从单位赶来的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。
十几个人站在走廊里，和一个月前我来的那天一模一样。只是病房里的那个人不在了。
护士拉上了屏风。
大伯转过身来，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，落在我身上。“予安，爷爷走之前，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走廊里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在看我。
“说了。”我说。
“说什么了？”
“说他把绍兴那套老房子留给我。公证书十年前写好的。”
安静。像一根弦被猛地拉紧，紧到快要断了。
大伯的脸色从白变红，从红变青。他的嘴张开了，合上，又张开。二伯手里的车钥匙掉在地上，叮的一声，没有人弯腰去捡。姑姑的哭声停了，像被人掐断了开关。周峰从墙边站直了身子，皮夹克发出摩擦的声音。
“不可能。”大伯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“老爷子糊涂了。这套房子说好了给峰峰的——”
“公证书在我这里。”我说。
“拿来我看。”
“律师会看。”
大伯的嘴唇在发抖。他指着我，手指在半空中晃着：“你——你一个丫头片子，你爸都死了十年了，你妈都改嫁了，你算周家的什么人？”
走廊里的灯光很白，照在他脸上，把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。那些皱纹里全是不甘和愤怒。不是悲伤，是愤怒。
我没有回答他。
我转过身，往电梯走。身后的走廊里炸开了锅——大伯的声音、二伯的声音、姑姑重新响起的哭声、周峰骂了一句什么、周敏在问“什么公证书”。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在十一楼的走廊里撞来撞去。
电梯门开了。我走进去。
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见林浩从人群里走出来，朝电梯这边看了一眼。他把手从兜里抽出来，冲我举了一下。和上次一样的动作。这一次我看懂了他的口型。
他说的是——姐，走吧。
电梯开始下降。
第九章
爷爷的丧事是大伯操办的。
我没有参与。不是不想，是大伯不让。他托二伯母转告我——“周家的事，周家的人办。”意思很明确。我不算周家的人。
丧礼那天，我还是去了。
殡仪馆是十年前我爸走的那一间。大厅还是那个大厅，花圈还是那些花圈，连挽联的字体都没有变。爷爷的遗像挂在正中间，黑白照片里的人穿着中山装，嘴角往下撇着，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周家的人站成几排。大伯在最前面，旁边是大伯母、周峰、周峰媳妇。二伯一家在第二排，姑姑一家在第三排。亲戚邻居站了半个厅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所有的目光都移过来，像一群鸟。但没有人说话。
我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围着那条起了毛球的旧围巾。走到灵堂前面，鞠了三个躬。然后把一束白菊放在遗像下面，和我爸的照片并排。我爸的照片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七岁那年我骑在他脖子上的那张。放大了，装在相框里。
大伯看见那张照片，脸色变了一下。但他什么都没说。在灵堂上吵架不好看。周家的人最在乎的就是好看。
我退到最后一排，站在那里。林浩挪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他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我们并排站着，看着前面那些低头默哀的背影。
丧礼结束后，大伯在殡仪馆门口拦住我。他的眼睛红着，不知道是哭的还是熬夜熬的。
“公证书的事，我们法庭上见。”
我看着他。他的身后站着周峰、二伯、姑姑。十几个人，站成一排，像一堵墙。
“大伯，”我说，“爷爷信里写了一句话，我念给您听。”
我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一张照片。那封信的最后一页，爷爷的字歪歪扭扭地写在纸上——“建业，你是老大。老三不在了，他的孩子，周家不能不管。你要是不管，到了那头，我没脸见老三。”
大伯的脸色变了。
“这句话，是爷爷写给您一个人的。”我把手机收起来，“我不打官司。您要打，我奉陪。但爷爷写给您的话，您自己心里过一遍。”
我转身走了。
走出殡仪馆大门的时候，天上下起了小雨。绍兴的冬雨又细又密，打在身上凉丝丝的。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往公交站走。
身后有人追上来。是林浩。
“姐。”他跑得有点喘，头发被雨淋湿了，贴在额头上，“我送你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我送你。”他又说了一遍，从我手里接过伞，撑开。伞不大，他往我这边倾着，自己的半边肩膀露在外面。
我们并排走在雨里。殡仪馆门口的梧桐树叶子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雨水从树枝上滴下来，滴在伞面上，噼噼啪啪的。
“姐，爷爷那封信，我能看看吗？”
我停下来看着他。他的眼睛是红的，不知道是哭爷爷哭的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“回去发给你。”我说。
他点了点头，继续撑伞往前走。雨下得大了，伞面上的声音越来越密。他把伞又往我这边倾了一点。
第十章
爷爷走后一个月，律师通知我去办过户手续。
公证书是十年前立的，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。大伯请了律师，看过公证书以后，撤回了起诉。他没有跟我说，是林浩告诉我的。他说大伯从律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脸是灰的。
我去绍兴房管局办过户的那天，天晴了。冬天的阳光薄薄地铺在街上，没什么温度，但亮堂堂的。我妈陪我去的。她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——就是她嫁给刘叔那天穿的那件。十年了，毛衣的颜色褪了一些，袖口磨得起了毛，但她还是穿着。
“这件毛衣，”她在出租车上忽然说，“是你爸给我买的。结婚第二年，在百货大楼，花了三十八块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他一直以为我喜欢红色。”她把袖口的毛球捻了捻，“其实我喜欢蓝色。但他买了红色，我就穿红色。穿了二十多年。”
车窗外，绍兴的街道一节一节往后退。梧桐树、老房子、骑着电动车的人。我妈看着窗外，手指还在捻那个毛球。
“穿久了，就真喜欢了。”她说。
房管局的人不多。我们拿了号，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。椅子是蓝色的，一排一排的，坐着各种各样的人。有的在低头看手机，有的在跟旁边的人小声说话，有的盯着叫号屏幕发呆。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文件袋，袋子里装着房产证、公证书、身份证，装着他们对一个“家”的所有证明。
我妈坐在我旁边，两只手放在腿上，安安静静的。她的头发染过，新长出来的白发藏在发根里，像冬天草地上的霜。她看着叫号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，眼睛里有一种很淡的东西——不是激动，不是感慨，更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，终于走到了一个可以坐下来歇一歇的地方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爷爷信里说，周家欠你的，还不了了。”
她没有转头。叫号屏幕上的数字跳了一下。
“我不要他还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他把房子给你，就是还了。”
轮到我们的号了。我站起来，拿着文件袋往窗口走。走了两步，发现我妈没有跟上来。她还坐在那把蓝色的椅子上，两只手放在腿上，看着我。
“妈？”
她站起来，走过来。走得不快，步子很小。走到我旁边的时候，她伸出手，把我大衣上沾的一根头发拈下来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我把文件递进窗口。工作人员是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，她翻开公证书，看了看日期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里有一点意外——大概是没见过十年前就立好的公证，也没见过这么年轻的过户人。
“你爷爷十年前就写好了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
她没有再说什么。低下头，一页一页地核对材料，盖章，签字。打印机嗡嗡地响着，吐出几张纸。她把新房产证递出来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“你爷爷很疼你。”
我接过房产证。褐色的封面，烫金的字。翻开，所有权人那一栏写着我的名字。周予安。
十年前爷爷写下公证书的时候，我十四岁。我爸刚走了三个月。他坐在那张老藤椅上，面前放着信纸和钢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“本人自愿将名下房产赠与孙女周予安”。那时候他大概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收到这份公证书的年纪，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不知道周家会不会在这十年里把我彻底挤出去。但他还是写了。写完了，装进布包，锁进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。十年没有拿出来过。
他怕。怕了一辈子。但他还是做了这一件事。
我和我妈走出房管局。阳光照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把影子投得很长。我妈站在台阶上，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。
“天晴了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回去给你爸上炷香。告诉他房子的事。”
“好。”
她把手伸过来，帮我理了理围巾。那条起了毛球的旧围巾，她织了好几年，拆了织，织了拆。今天她没有拆。她只是把围巾在我脖子上绕了一圈，拢好，拍了拍。
“好看。”她说。
第十一章
那年过年，我没有回绍兴。
我和我妈、刘叔三个人，在杭州我的出租屋里过的年。房子不大，三十多平，三个人转个身都要侧着。刘叔把电饭煲修好了——就是上次那个他修了一半的——炖了一只鸡。我妈包了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，饺子皮擀得厚薄不均，煮出来有的破了，馅漏在汤里，变成一锅韭菜鸡蛋面片汤。
刘叔端着碗喝汤，说好喝。我妈说破了的饺子不叫饺子，他说破了也是饺子。两个人为这个问题争论了五分钟。
窗外的烟花炸起来，把夜空照得一亮一亮的。我站在窗边，手机震了。
林浩发了一条微信。“姐，过年好。”
我回了一条。“过年好。”
他又发了一条。“我爸今天在饭桌上骂你了。我跟他吵了一架。”
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。“别跟你爸吵。”
他秒回。“已经吵了。我说爷爷的房子给谁是他的自由。我爸把筷子摔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走了。现在在网吧。”
窗外又一朵烟花炸开，金色的，铺满了整个窗户。
“浩浩，回家吧。大过年的。”
他没有回。过了一会儿，发了一张照片。是网吧的电脑屏幕，屏幕上开着一个游戏界面，旁边放着一碗泡面。泡面上插着一双一次性筷子，热气腾腾的。
“网吧的饺子。”他配了一行字。
我笑了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发了一条。“姐，爷爷那封信，我看了很多遍。”
“哪一段？”
“‘你是老三的孩子，本来就该得。’这一段。”
烟花还在炸。我把手机贴在胸口，屏幕的热度透过衣服传过来，温温的。
周敏的朋友圈我没有再看。但林浩告诉我，大伯把绍兴那套老房子的钥匙交给了周峰，周峰换了门锁，但一直没住进去。房子空着，阳台上的花枯死了，物业打了好几次电话。二伯在家族群里说，老房子没人管不行，让大伯把钥匙交出来。大伯没理他。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最后姑姑出来打圆场，说“房子是予安的，你们吵什么”。
群里安静了。
林浩截了图发给我。我放大看了很久，姑姑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房子是予安的”。这是周家的人第一次在家族群里承认这件事。虽然群里只有十几个人，虽然承认了以后还是没有人来问我钥匙怎么办，虽然那套房子至今空着，阳台上枯死的花还在那里。但至少，有人说出来了。
有些东西说出来和不说出来，不一样。
第十二章
春天的时候，我搬进了爷爷的房子。
绍兴老城区，两室一厅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楼梯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，开锁的、通下水道的、搬家的。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灰色的水泥，像一块一块的补丁。我拎着行李箱一级一级往上走，走到四楼的时候歇了一下，继续往上。
六楼的门口，门锁是新换的。周峰换的那把。我找了锁匠，把锁拆了，换了一把新的。锁匠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，拆旧锁的时候嘴里叼着螺丝刀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“这锁换了没多久啊”。
“嗯。”
“好好的锁换它干啥。”
“换自己的锁。”
他没再问了。绍兴人识趣，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。
门开了。屋里的陈设和爷爷住的时候差不多。客厅的藤椅还在，扶手上磨出了光亮。茶几上放着一个烟灰缸，是空的，洗过了。电视柜的抽屉拉开了一半，里面有几盒过期的药和一沓旧报纸。阳台上那盆枯死的花还在，泥土干裂成了硬块，花的枝干枯成了褐色，一碰就碎。
我把花盆搬到楼下扔掉。盆底印着一个“福”字，福字朝上，被我放进了垃圾桶旁边。然后我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新的。绿萝，好养，浇点水就能活。老板娘说绿萝招财，我说不用招财，活着就行。
她把绿萝用报纸包好递给我，收了十五块。
我把绿萝放在阳台上。阳光照在叶子上，叶子绿得发亮。楼下的巷子里有人在收废品，吆喝声拖得长长的。对面楼的女人在阳台上晾床单，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白色的帆。远处能看见绍兴老城区的屋顶，灰瓦一片连着一片，中间偶尔冒出几栋新楼的屋顶，颜色不搭，像补丁。
我站在阳台上，给那盆绿萝浇了第一次水。水渗进土里，发出细细的滋滋声。
然后我走进屋里，把爷爷的藤椅搬到阳台上。藤椅很轻，爷爷坐了很多年，藤条被压出了一个人的形状。我坐上去，那个形状和我的身体不太合，宽了一些，深了一些。我把靠垫塞在腰后面，半躺着，看着对面屋顶上一只橘猫在晒太阳。
手机响了。林浩打来的。
“姐，搬家了？”
“搬了。”
“我周末过来帮你收拾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我过来。”他说完就挂了。
周六他果然来了。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，里面装着两瓶可乐和一袋薯片。他把可乐放在茶几上，薯片拆开，盘腿坐在客厅地板上，开始帮我擦踢脚线。
“你不用干这个。”
“我想干。”他低着头，用一块抹布沿着踢脚线一寸一寸地擦。抹布是旧的，从厨房水池底下翻出来的，洗得发白但干净。“爷爷以前过年的时候，让我擦踢脚线。说擦干净了，新的一年就顺了。”
他的手很大，指关节粗粗的，擦踢脚线的动作却很轻。抹布沿着墙角慢慢移动，遇到插座就绕过去，遇到凸起就多擦两遍。阳光从阳台照进来，落在他弯着的后背上。他穿着一件灰色卫衣，帽子上的抽绳一长一短。
“浩浩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爸还生气吗？”
他的手停了一下。“气。但不管他了。”他把抹布翻了一面，继续擦，“姐，我小时候不懂事。你爸走的时候我才十二岁，大人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他们说你不算周家的人了，我就真的不叫你姐了。后来大了才明白，他们说那些话，不是因为你对，是因为你爸不在了。”
他把抹布放在地上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
“你爸不在了，他们就欺负你。”他的眼眶有一点红，但声音是稳的，“姐，以后不会了。”
我坐在地板上，和他面对面。地板上放着两瓶可乐和一袋拆开的薯片。薯片的碎屑掉在地上，他没有去捡。踢脚线擦了一半，抹布搭在水桶边沿上，水桶里的水微微晃着。
窗外的橘猫从对面屋顶上跳走了。阳光移了一寸，照在客厅的墙上。墙上有爷爷贴过的年画痕迹，年画撕掉了，留下一块方方正正的、比旁边颜色浅的印子。
第十三章
我在老房子住下的第一个夏天，周敏结婚了。
婚礼在绍兴办，林浩问我去不去。我说不去。他说好，他也不去。我说你去吧，是你表姐。他说不去。最后他去了，吃完酒席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菜太咸了。”
我在阳台上看着这条消息，笑了。绿萝已经长出了新的藤蔓，从花盆边沿垂下来，绿油油的。
大伯打过一次电话。不是打给我，是打给林浩的。林浩转述给我听。
“你大伯说，老房子的事他不争了。”林浩在电话里说，“他说爷爷在信上写了那句话，他没脸争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他说，让你过年回去一趟。周家的坟，该你上的。”
我看着阳台外面。绍兴的夏天热得像蒸笼，梧桐树上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。对面屋顶上那只橘猫摊成一张猫饼，躺在阴影里一动不动。
“我考虑考虑。”我说。
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去了。
绍兴的冬天还是老样子，灰蒙蒙的天，冷飕飕的风。我裹着那条起了毛球的旧围巾，去了周家的祖坟。坟在半山腰，要走一段土路，路两边是枯了的茅草，齐腰高。
我到的时候，大伯他们已经在了。大伯、二伯、姑姑、周峰、周敏、林浩。还有几个我不太认得的远房亲戚。他们站在爷爷的墓碑前面，碑前的香炉里插着香，烟气被风吹得歪歪斜斜。
我走过去。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。
不是客气的让，是一种说不清的让。好像他们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站了——把我放在最前面不对，放在最后面也不对。所以干脆让出一条路来，让我自己选。
我走到了爷爷的墓碑前面。
碑上刻着他的名字，生卒年月。黑白照片嵌在碑面上，是他六十岁时照的，穿着中山装，嘴角还是往下撇着，跟什么较着劲。照片下面刻着立碑人的名字——子周建业、周建民、周小琴。没有我爸的名字。他走的时候，这块碑还没立。
我蹲下来，从包里拿出三根香，点燃，插进香炉里。香烟升起来，被风吹散。然后我拿出一个相框，里面是我爸的照片——七岁那年我骑在他脖子上的那张。我把相框靠在爷爷的墓碑旁边。两个人挨着，像从前一样。
大伯站在旁边，看着那个相框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“老三家……”他说了两个字，停了。
风把香灰吹起来，落在碑面上，落在我爸照片的玻璃上。我伸手把灰拂掉。
“大伯，”我站起来，“明年立碑，把我爸的名字刻上去。”
他看着我。他的眼睛已经很老了，眼皮耷拉下来，遮住了一半瞳孔。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，拐杖头在地上戳了一个小坑。
“刻。”他说。
就一个字。他说完就转过身，拄着拐杖往山下走。走得不快，拐杖在土路上一下一下地点着，戳出一个个浅浅的坑。大伯母追上去扶他，他把她的手拨开了，自己走。
林浩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他把手从兜里抽出来，冲我爸的照片举了一下。然后他蹲下去，把香炉里歪了的香一根一根扶正。
“姐，”他低着头，手还在扶香，“爷爷走之前，让我照顾你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他说，你爸不在了，周家欠你的。让我替他还。”他把最后一根香扶正了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我没告诉任何人。因为我没想好怎么还。”
山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他站在那里，比我高半个头，肩膀宽宽的。他已经不是十二岁那个跟在大人后面人云亦云的孩子了。
“浩浩——”
“姐，”他打断我，“你不用说什么。以后每年过年，我陪你来上坟。”
他转过身往山下走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我冲他点了一下头。他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里有一点像爷爷的地方——嘴角往下撇着，跟什么较着劲。但较完了，会松一下。
尾声
今年是我搬进老房子的第三年。
阳台上的绿萝已经爬满了整个栏杆，藤蔓垂下去，在空中晃着。我又添了几盆别的——一盆茉莉，夏天开白色的小花，香味淡淡的，风一吹满屋子都是。一盆薄荷，掐一片叶子泡水喝，凉丝丝的。还有一盆多肉，是林浩送的，他说这个最好养，忘了浇水也不会死。
爷爷的藤椅还在阳台上。我坐上去，现在已经合身了。藤条被我的身体压出了新的形状，和爷爷留下的旧形状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
我妈偶尔从刘叔家过来住两天。她来了就闲不住，把地板拖一遍，把窗户擦一遍，把厨房的油渍用钢丝球一点一点蹭掉。她在阳台上的时候，会蹲在那盆茉莉旁边，把枯叶子一片一片摘掉。她蹲在那里，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照在她穿着暗红色毛衣的背上。那件毛衣已经洗得很薄了，透光，能看见里面衬衣的轮廓。
“妈，那件毛衣该换了。”
“还能穿。”她说，把一片茉莉的枯叶放进手心里，攥着。
刘叔去年走了。心梗，走得很突然。我妈把他埋在绍兴的公墓里，和我爸的墓隔了半座山。她说这样她以后上山，一趟能看两个人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她这辈子送走了两个丈夫，已经没有多余的眼泪了。
周家的人，现在过年会叫我了。
不是每个人都叫。大伯还是不叫我，但大伯母会在家族群里发“年夜饭定在年三十晚上，予安你几点到”。二伯母会回一个“她离得近，让她早点过来帮忙”。姑姑会发一个定位，然后补一句“浩浩你去接你姐”。
群里的消息我有时候回，有时候不回。回了，也没有人再说什么“丫头片子”之类的话。不是他们变了，是他们知道，老房子的门锁是我换的。那把锁换了以后，周峰再也没有钥匙了。
有些规矩不是靠争来的。是靠锁换来的。
去年除夕，林浩开车来接我。他换了一辆二手车，银灰色的，副驾驶的座椅调得很靠后——他说前车主是个高个子。我坐上去，膝盖顶着手套箱。他伸手把座椅往前调了调，调完了又觉得太靠前，又往后调了调。调了好几回，最后停在了一个我们俩都不太舒服但都能接受的位置。
“姐，你过年怎么都不买件新衣服？”
“这件是新的。”
“这件去年也穿了。”
“去年是新的。”
他没有再说话。车子拐出老城区，上了去饭店的路。绍兴的除夕下午，街上人很少，店铺都关了门，卷帘门上贴着红红的福字。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，上面挂着一串一串的小彩灯，晚上亮起来会很好看。林浩把车里的收音机打开，放的是戏曲频道，锣鼓喧天的。
“姐。”
“嗯？”
“我爸昨天问我，你怎么不把老房子卖了换大的。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我说那是爷爷给她的，她想住就住，想卖就卖。跟你没关系。”
收音机里锣鼓敲到一个高腔，停了一下，然后更响地敲起来。
“你爸说什么？”
“他没说话。”林浩把方向盘转了一个弯，车子驶上了一条窄巷，“后来晚上吃饭，他忽然说了一句——予安那孩子，像她爸。”
车窗外的巷子很窄，两边是老房子的青砖墙。墙头上长着枯草，在冬天的风里晃着。我把手贴在车窗玻璃上，玻璃是凉的，手掌的温度印上去，晕开一小片雾气。
“浩浩，你说我爸要是还在，会是什么样？”
林浩没有马上回答。车子穿过窄巷，重新驶上大路。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，落在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上。他的手很大，指关节粗粗的，和擦踢脚线的时候一样。
“会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载着你。你揪着他的耳朵，他假装很疼。”他说。
我的眼眶热了。
“姐，你爸不在了。但你在。你在，他就没白来。”
车子停在了饭店门口。饭店的招牌是红色的，门口挂着两盏灯笼，灯笼被风吹得打着转。林浩把车熄了火，收音机里的戏曲戛然而止。车厢里安静了一瞬，只有风吹过车身的细微声响。
“进去吧。”他说。
我推开车门。绍兴冬天的风迎面扑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远处谁家炖鸡的香味。我站在饭店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。窄巷、青砖墙、枯草、光秃秃的梧桐树。这条路我走了二十七年。从十四岁走到二十四岁，从二十四岁走到现在。
林浩锁了车，走到我旁边。他把手从兜里抽出来，指了指饭店的门。
“姐，进去吧。都等着呢。”
门里面传来周家人说话的声音。大伯在点菜，二伯在倒茶，姑姑在说浩浩怎么还没把人接来。周小宝在哭，周峰在哄，周敏在笑。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，从门缝里挤出来，飘进绍兴除夕的暮色里。
我推开门。
暖气和饭菜的香气一起涌出来。
大伯母最先看见我。她招了招手，指了指她旁边空着的椅子。“予安，坐这儿。”
我走过去。经过大伯身边的时候，他正在用热水烫碗筷。他把烫好的一副碗筷放在我面前，没看我，继续烫下一副。
“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椅子拉开的声音，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，周小宝不哭了开始笑的声音。窗外不知道谁家放了第一串鞭炮，噼里啪啦的，把暮色炸得一亮一亮的。
我坐下来。
碗是热的杠杆配资网。大伯烫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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